《读者》上一篇《那时的事》，使我接触到作者含蓄的笔下不一样的童年。我渐渐看到六、七十年代人们特殊的生活。
那时的事，对父母来说都是久远的，我问母亲：“文革的时候，农村生活是什么样的？”觉得好奇，又有一种探秘的敬畏。
母亲说，文革时自己还太小，只知大人们印象深刻，便向我讲述了外婆告诉她的“那时的事”。那些泛黄的岁月，渐渐在我脑中浮现。
那个时候，外公在村上还是很受人尊敬的。有些人到家中“检查”，看见雕龙的红木箱子好生威严，二话不说，就要拿去烧毁。那里面，可是祖辈传下来的家谱，就算自己受辱，也不能丢了祖宗！那时的外公，我想是一条血气方刚的汉子，他挡在气势汹汹的人群面前，任凭威严恐吓，也不移半步。我想那时的外公，虽然只有区区一人，但他的勇气与尊严，为家献身的气势，一定矗立于众人之上。外公一定昂着头，挺着胸脯，与大地相连，就算对方人多势众，也定会畏怯眼前的这个人。
最后，外公用劳刑换回了家谱，换回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应有的尊严。我想，当他被押走的那一天，他的眼中还有我的外婆和他的母亲······
“那时候，坐牢的人多了。”说到这儿，母亲仿佛是愤愤地。
村上还有一对父子，父亲“说错了话”，被押走时，儿子刚满月。转眼八年云烟散去，再相聚时，父亲望着早已变样的儿子，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；然而儿子，内心唯有畏惧。父子相望，父亲拿起锄头，一声不吭地走向田头——去弥补对家的亏欠。
到了饭头，儿子跑到田头，直呼父亲大名：“给老子回家吃饭！”
······
那时的事，老一辈的人都很少提起了，但我会铭记，并将它传递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