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象就是卷子上说的“寄托主观思想的客观物体”。
就像一只包装好的礼物，意象就是那个漂亮的盒子，其实没有盒子也行呀，但是一只光秃秃的礼物总不太令人开心，一眼就看直了，一点也不诱人。
意象本身没有意义，但是文学需要它，它是一种美好的文学效果，它具有含蓄的美感，它代表着主旨思想，也可以引领着思绪向中心蹦去。
在小学时，尚是懵懂，作文本上总是流淌着流水账。那时老师上语文课讲得最多的就是：“不要写流水账！”然而我们不能理解到底怎样才不是流水账。现在想想，流水账就是缺少意象的后果。你看那流水哗哗的就流去了，你的情感曝光的彻彻底底，难怪看流水账无聊啊。
后来也从没有老师讲作文的时候讲过意象，我们倒渐渐地明白意象这个概念，一点一点的运用在作文里，想那些什么大雨里的伞啦，深夜里的热牛奶啦，都是我们初期制造的稚嫩的意象。开始时，老师会表扬懂得这样写的小孩，后来大家蜂拥而上个个都是写伞，写牛奶的好手。后果可想而知，老师常备止吐药，从一开始的表扬到后来撂下一句：“要真情实感，不要空虚。”那时我比较脑抽，新概念作文看多了，开始制造意识流，就是全文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，全是无病呻吟的感情，（那时真有潜质成为非主流……）然后那时的语文成绩很奇迹的考到了78，全亏作文给我扣了13……想想都是泪。那时那位老师还是很温柔的，她比较看好我，她跟我说：“你写情感写的很好，很细腻，但是你要应试，不能写这样意识流的东西，考官要看真实的。”我那时就在不停的点头，跟小鸡哆米似的。末了，她还鼓励了我一下：“你以后可以尝试写这样的风格。”
不过，这么多年后，我已经放弃了这种风格，并且由衷地劝诫大家，不要轻易尝试这种神风格，那不是我们能够驾驭的。
说这些，无非是想说，意象到底只是副皮囊，里面必须得装一个与之相衬的灵魂，通篇只是意象，那简直是诈尸，（我以前那些文章，读来就是满纸的丧尸气）。这也是运用于塑造意象的最关键，意象的背后必须装上你的真情实感。不然这就只是一个空洞的画皮而已。写作文就成了让自己的思想和老师的红笔都饱受摧残的炼狱。
关于意象的选材，我倒不是很介意。
世间万物皆可选材。不必太刻意去选那些风骚的花啦雪啦。（我不是说不能选花与雪，不要勉强去找那些形象）只要合上你的心意与情感，猪也是可以的。（比如王小波的《一头特立独行的猪》）。
好啦，我说完了。
附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
王小波
插队的时候，我喂过猪、也放过牛。假如没有人来管，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。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，饥则食渴则饮，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；这样一来，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，完全乏善可陈。人来了以后，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：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。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，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：前者的主题是干活，后者的主题是长肉。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，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，除了八个样板戏，也没有什么消遣。有极少数的猪和牛，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。以猪为例，种猪和母猪除了吃，还有别的事可干。就我所见，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。种猪的任务是交配，换言之，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。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（肉猪是阉过的）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，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。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，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。总的来说，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。但它们还是接受了：猪总是猪啊。
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。不光是设置动物，也设置自己。我们知道，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，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，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，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，前者像些斗鸡，后者像些母猪。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，但我以为，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。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？人也好，动物也罢，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。我喂猪时，它已经有四五岁了，从名分上说，它是肉猪，但长得又黑又瘦，两眼炯炯有光。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，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；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，这一点又像是猫——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，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。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，它也是我的宠儿——因为它只对知青好，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，要是别的人，它早就跑了。它是公的，原本该劁掉。不过你去试试看，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，它也能嗅出来，朝你瞪大眼睛，噢噢地吼起来。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，等它吃够了以后，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。其他猪看了嫉妒，一起嚷起来。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，但我和它都不在乎。吃饱了以后，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，或者模仿各种声音。它会学汽车响、拖拉机响，学得都很像；有时整天不见踪影，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。我们这里也有母猪，都关在圈里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，又脏又臭，它对它们不感兴趣；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。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，但我喂猪的时间短，知道得有限，索性就不写了。总而言之，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，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，还说它活得潇洒。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，他们说，这猪不正经。领导则痛恨它，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。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——我尊敬它，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，把它叫做“猪兄”。如前所述，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。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，但没有学会——假如学会了，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。但这不能怪它。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。
后来，猪兄学会了汽笛叫，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。我们那里有座糖厂，中午要鸣一次汽笛，让工人换班。我们队下地干活时，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。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，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——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。坦白地说，这不能全怪猪兄，它毕竟不是锅炉，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，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。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，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，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——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我不为它担忧——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，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。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，一百人也这不住它。狗也没用：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，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。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，手拿五四式手枪；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，手持看青的火枪，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。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：按我和它的交情，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，和它并肩战斗，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——它毕竟是只猪啊；还有一个理由，我不敢对抗领导，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。总之，我在一边看着。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：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，任凭人喊狗咬，不离那条线。这样，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，反之亦然；两头同时开火，两头都会被打死。至于它，因为目标小，多半没事。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，它找到了一个空子，一头撞出去了；跑得潇洒之极。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，它长出了獠牙，还认识我，但已不容我走近了。这种冷淡使我痛心，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。
我已经四十岁了，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因为这个原故，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。